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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如“扫地僧”的科学家

李鹏||热度 ( )
  2014年,“布鞋院士”、北师大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李小文以“扫地僧”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引发关注。然而,就在1月10日,李小文却因病在北京仙逝,舆论一片惋惜。
  李小文先生走了,他的“扫地僧”式科学家形象却激发了公众对更多“扫地僧”一样的大科学家的期待。他们是科学界的大拿,但是朴素率真,他们沉浸在自己的科学王国里。
  在此,我们也特意搜罗了几位“扫地僧”式的科学家,你都知道他们吗?
 
李小文
“布鞋院士”、
北师大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

 
 

 
  推举“扫地僧”一样的大科学家,不能不提李小文。2014年4月21日,网上流传着一张照片,一位蓄着胡子、穿一身黑衣、穿黑布鞋、没穿袜子的老人坐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讲台前,低头念着发言稿,他是中科院院士李小文。
  有人说李小文像《天龙八部》里的扫地僧,意思是一个沉默、不起眼的小角色,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神功。事实也是如此,李院士在学术圈内一直备受推崇,只是由于专业的原因,不为外人所熟知。
  除了那张“反差强烈”、口水率极高的照片,真正打动网民和读者的,实际上还是李小文自己的故事,读书不怎么认真,从不追求第一,受到不公正待遇不埋怨,受别人嘲笑,偶然考上了研究生,因系公费留学怕对不起人民的钱学习“稍微认真了点”,因为感谢恩师才回国,甚至还对记者透露,有每天喝一斤二锅头的习惯。正是这些率真得让人忍俊不禁的细节,使得大量的网民喜欢上了这位个性鲜明的“扫地僧”院士。
  这些年来,李小文还捐赠出个人的“长江学者”奖励津贴,在电子科技大学设立了“李谦奖助学金”,每年奖励5至10名师生。据了解,李谦是李小文的长女。她出生时家里条件差,营养不良,出麻疹并发了肺炎,不到2岁就去世了。
 
他牛在哪?
  李小文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,是李小文-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,硕士论文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“里程碑系列”,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;他也是“973”项目“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”的首席科学家。


于敏
“两弹一星”功勋、
最高国家科技奖获得者、
中科院院士
 

 
  1月9日上午,89岁的中科院院士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,坐在轮椅上领取了习近平主席授予的证书。因为身体的原因,老人在领奖现场并没有言语,感言也是由儿子所代言,但是从老人的眼神可以看出,这位老科学家的精神仍然矍铄。
  于敏是谁?著名核物理学家、“两弹一星”功勋、“中国氢弹之父”“国产土专家一号”……于敏的头衔很多,但是于敏被广为知晓还是最近一些年的事,他的名字在1988年之前都是国家绝密,而当时钱学森和邓稼先这些人早已家喻户晓。
  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,由于从事氢弹研究,他的名字和身份都成为秘密。“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。”就连于敏的爱人孙玉芹都曾如此感慨。
  说起于敏,还得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,1964年10月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氢弹这一具有更强大威慑力的核武器,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要攻克的下一座“堡垒”。
  于敏率领氢弹研制团队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,作密集的报告,最终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。经过著名的“百日会战”,于敏率领的团队实现了从原理、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。
  1960年到1964年,中科院院士、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曾经和于敏院士在轻核理论组共事,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。何祚庥说,于敏的工作奠定了氢弹理论的一切基础,“包括后来核武器小型化的发展,都建立在于敏的理论基础研究上。”
 
他牛在哪?
  曾有核武器专家指出,世界上仅有两种氢弹构型,一种是美国的T-U构型,另一种就是于敏构型。而于敏构型比美国T-U构型设计得更加巧妙,首爆氢弹体积比美国要小。我国核科学事业的重要开拓者、资深院士朱光亚曾表示,于敏在突破氢弹技术的过程中,发挥了关键作用。这一作用被一起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“首功”。


王元
中科院院士、
数学家
 

 
  两年前在接受记者的一次采访时,王元院士依旧穿着一件老旧的深蓝色中山装上衣,谈起话来语言平和,一点架子都没有,他要是这个样子走在人群中,不认识他的甚至会认为是一个乡下老头儿进城了。
  不过王元院士很容易辨认,他有一副特别精神的脸孔,两只眼睛秀气有神,个头虽然不高,在人群中却如鹤立鸡群。
  关于王元的故事,最为著名的还是他和夫人中关村买西瓜的轶事。
  中关村每到盛夏,82楼门口总有个大号的西瓜摊,摊主是个歪脖子大兴人,姓魏,挑西瓜不用敲,用耳朵贴上听,十拿九稳。因为这个绝活儿,在中关村的小摊贩里位列“八大怪”之一。上个世纪80年代末,大概是1987年或1988年的一天,王元和夫人在这个西瓜摊主的摊前一边挑瓜一边算价钱。
  摊主由于西瓜卖得好,不免有些“作怪”。不称重,分大瓜小瓜卖,大瓜3块一个,小瓜1块一个。
  看到大瓜小瓜尺寸差别不是很大,很多人都拼命往小瓜那边挤。王元的夫人好像也是这样,却听见王元说:“买那个大的。” “大的贵2倍呢……”夫人犹豫。“大的比小的值。”王元说。
  夫人挑了两个大瓜,交了钱,看着别人都在抢小瓜,似乎又有些犹豫。
  王元看出她犹豫,笑笑说:“你吃瓜吃的是什么?吃的是容积,不是面积。那小瓜的半径比大瓜的2/3稍短,容积可是按立方算的。小的容积不到大的的30%,当然买大的赚。”
  夫人点点头,又摇摇头:“你算得不对,那大西瓜皮厚,小西瓜还皮薄呢,算容积,恐怕还是买大的吃亏。”
  却见王元胸有成竹,点点头道:“嘿嘿,你别忘了那小西瓜的瓜皮却是3个瓜的,大西瓜只有1个,哪个皮多你再算算表面积看。”
  夫人说:“头疼,我不算了。”两个人抱了西瓜回家,留下摊主看得目瞪口呆。
 
他牛在哪?
 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,王元首先将解析数论中的筛法用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,并证明了命题3+4,1957年又证明了2+3。王元证明的2+3表示的是:每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至多两个质数的乘积再加上至多3个质数的乘积。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这一研究领域跃居世界领先的地位。其成果为国内外有关文献频繁引用,此时的王元只有27岁。其后,他与华罗庚合作致力于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,他们于1973年证明的定理,受到国际学术界推崇,被称为华-王方法。七十年代后期又对这方面的成果做了系统总结,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。


张益唐
华人数学家
 

 
  张益唐目前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,职称为讲师。2013年至今,短短两年时间,张益唐的名字,在国际数学界“横空出世”。2013年年底,张益唐因在孪生素数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获得了美国“数学学会柯尔数论奖”,该奖被称为数学领域最高奖项之一;2014年2月13日,瑞典皇家科学院又授予他2014年度罗夫·肖克奖。这是该奖设立21年来首次颁给华裔学者。
  但张益唐本人对此却并不怎么感冒,他说:“我的心很平静。我不大关心金钱和荣誉,我喜欢静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”成名前,他经常替所在大学系里的饮水器换水,成名后,系里的秘书问,张还会换水吗?张益唐的回答是:“只要我还在我就还会换,别人都换不好,只有我换得好,这没什么。”他的家人也一如他的平静,妻子看到媒体的大肆报道,只发了条“最高指示”,让他把头发梳好……
  张益唐成名之初,国际数学界不少人在悄悄询问:“谁是张益唐?”也难怪大家有此一问。国际数学领域重要的检索系统Zentralblatt MATH数据库中,他名下只有两篇文章。
 
他牛在哪?
  张益唐这个年近六旬,在一所不太知名的大学中担任临时讲师的人,这位几乎没有发表过专业论文的人,竟然成为破解数学领域最著名猜想之一“孪生素数猜想”的关键人物。他的出现很像金庸小说中深藏不露、武功盖世的“扫地僧”,不出手则已,一出手就威震“武林”。

 
林鸿宣
中国科学院院士
 

 
  在当初考入华南农业大学前,林鸿宣从未下过水稻田。可这些年来,他每年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,会在稻田里度过。在他看来,下田是非常重要的一课,“真正观察基因所表现的性状,一定要在大田里,在大自然环境下。”并且林鸿宣总是身先士卒。在每年最热的七八月间,他总是要亲自带着学生下到农田里,观察水稻生长性状。
  林鸿宣带领研究组,每年要在上海市郊的大田里种植十几万株水稻遗传材料,在其中收集几万株样本。除了记录性状,还要在实验室里抽取样本的DNA、鉴定基因型。每次下田,他和学生对每个样本都要仔细核对,因为一旦搞错,就会使实验数据出错,前功尽弃。为了多积累材料,冬季他还赴海南岛他的家乡种植水稻,4个月里往返五六次前去收集材料。
  因为突出的研究成果,2009年11月林鸿宣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有人问及他当了院士后的想法和心愿时,他想了想说道:“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,继续带着学生们下田观察水稻、研究水稻。”
  由于不像袁隆平院士那样成为公众人物,至今若蹲在海南水稻试验田边,不熟悉的人几乎无法一眼分辨出谁是院士,谁是农民。
 
他牛在哪?
  林鸿宣49岁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,他以水稻作为研究材料,利用基因组研究所取得的大量遗传信息和创建遗传材料,积极开展作物重要性状包括逆境抗性、产量与品质性状的遗传及其功能基因的研究。在全世界所发现的“重量级”水稻基因中,林鸿宣研究组发现并阐明其功能和机理的已经达到5个以上。

 
陈桂林
中国科学院院士
 
 

 
  早在上世纪90年代,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陈桂林院士就因成功主持研发“风云二号”卫星上的核心探测仪而成名。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,带领研究团队,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,研制成功了“风云二号”气象卫星的主体仪器——多通道扫描辐射计系统。尽管其2001年就已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可他从不张扬,至今还在一线做研究,也很少见到他的有关报道。
  作为“风云二号”气象卫星的副总设计师,为了能掌握第一手气象信息,陈桂林累坏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。
  难能可贵的是,陈桂林一直在和自己的健康做斗争。1989年,正当他带领大家完成多通道扫描辐射计初样产品研制时,因为过度疲劳,得了突发性耳聋。但他还是强忍病痛,坚持工作。住院治疗后,病情稍有转机,他又立即投入工作。如今,陈桂林的左耳已听不到任何声音。1994年1月,陈桂林在西昌卫星基地参加“风云二号”气象卫星首次发射工作,一只眼睛忽然什么也看不清楚了,经诊断为视网膜脱落,在医生和领导的一再催促下,他住进了医院。如今,陈桂林右眼视力不到0.1,但他戴着眼镜,依然奋斗在科研第一线。让我们为这样的院士祝福吧!
 
他牛在哪?
  多通道扫描辐射计是“风云二号”的主体仪器,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设计制造这种仪器。从接到任务起,陈桂林就开始与时间赛跑,主持制定实施方案,带领课题组成员攻克上百个技术难点,他仅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原理样机的研制,为我国气象和航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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